国际商事法庭

2018年6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》，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，牵头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，支持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、仲裁等方式解决，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、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形成便利、快捷、低成本的“一站式”争端解决中心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2018年6月，《关于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》明确，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，在西安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。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。根据工作安排，国际商事法庭将于6月底前正式挂牌。

《意见》确立了建立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基本原则、具体方案和组织保障，具有3个鲜明特点：一是坚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原则和理念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凸显了包容、开放的国际化特征;二是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，选择什么方式解决商事争端，由当事人意思自治，选择适用哪国法律由当事人意思自治;三是坚持公开公正高效的原则和理念，充分体现便利、低成本。

国际商事争端量增大，需要更多的机构来解决争端。中国设立争端解决机制，主要是为当事人快速、便捷地解决纠纷搭建平台，和目前存在的国际调解机构并行不悖，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;设立争端解决机制后，对现有的争端解决方面的各种机构，也是持尊重、支持的态度。

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，实际上是把调解、仲裁、诉讼这些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整合到一个平台里来，当事人有更多选择。当事人可以选择国际商事法庭诉讼，一裁终局，节省时间、成本，快速、便捷;可以协议选择仲裁机构仲裁;也可以选择调解，一旦达成调解协议，可以根据当事人意愿，由国际商事法庭制作判决书或调解书。经送达，就是最高法生效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。这样调解就与国际商事法庭进行了有效衔接。

如何界定国际商事案件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应该把握两个尺度：“一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，二是具有涉外因素。如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、无国籍人，或者外国企业和组织，法律关系发生、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域外等，具有这样涉外因素的商事案件都属于国际商事案件。”

国际商事法庭引导支持当事人采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，形成调解、仲裁与诉讼有机衔接、功能互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。我国法院将依法提供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等方面的司法支持。

国际商事法庭主要受理平等商事主体之间在贸易、投资等领域产生的争议，不受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投资、贸易争端，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投资争端。

最高人民法院将牵头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，包括中国及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，来自不同法系、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的专家委员组成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，具有广泛国际性、代表性、中立性和专业性。

所选聘的专家委员可以接受国际商事法庭的委托，主持调解，就国际商事交易的规则进行解释，以及为域外法律的查明和适用提供专家咨询意见。

2018年7月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，任命张勇健、王闯、高晓力、奚向阳、孙祥壮、沈红雨、朱理、杜军8名法官为国际商事法庭法官。

2018年7月，为增强国际商事法庭的透明度，方便域内外当事人处理纠纷，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，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中英文网站（http://cicc.court.gov.cn.gdjyyjl.com），并正式上线运行。

网站设置国际商事法庭概览、最新动态、法律资源、法庭辅助服务、裁判文书等栏目，及时发布国际商事法庭的相关资讯与媒体报道，介绍国际商事法庭的机构设置、法官组成、办案流程等，提供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相关的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、国际公约和协定、研究文章、典型案例等法律资源，并为当事人提供有关案件排期、域外法律查明等辅助性服务的资讯。

国际商事法庭

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、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张勇健称，根据《意见》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，在西安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。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，深圳有特殊地位，它毗邻港澳，在开放方面处于前沿地位，在深圳地区以及它辐射的粤港澳大湾区相应的涉外案件比较多，深圳也是“一带一路”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经济支撑点，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，所以在深圳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。

而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，从数据统计来看，从西安向中东欧辐射这方面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多，因为这样的经济活动增多，相关纠纷、相关案件也在增多，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西安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。

张勇健透露，根据刚刚通过的司法解释，国际商事法庭的运作将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平台的方式来运作。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已得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，有力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、便利化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涉及大量的跨国商事活动，随着倡议的不断深入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营造稳定的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十分重要。